作者:鬼谷孒
孙树莹想了想,补充道:“还有永安百货,只给员工提供宿舍、诊所,没有分红。这三家都是上海滩的大企业,待遇算好的,其它小企业的待遇只会更差。”
冼耀文瞥了孙树莹,“看你人长得眉清目秀,貌似好人,没想到心肠如此歹毒。”
“讨厌。”孙树莹娇嗔道:“不要对我人身攻击。”
“好,好,不攻击。”冼耀文摆摆手,不疾不徐道:“说到内地的企业家,只有清晚期短暂出现过,晋商、徽商等商帮有银股身股,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,赚了钱人人有份,既有东方的仁义,又有西方的股份制思想。
到了民国,1914年颁布的《验契条例》推动地权流转,农村的土地兼并比晚晴更为激烈,失地农民增多,不管南方北方,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,只能进入城市讨生活。
就是那个时期,大量的农民涌入上海滩,他们的诉求很低,只求一口吃的。
同一时期,一战爆发,中国侥幸遇到发展工业的好机会,有点见识的地主、买办纷纷召回留洋子弟,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。
单说上海滩,一边是不求便宜,只求快的欧洲订单,一边是只求温饱的失地农民,高利润、低成本,会几句洋文能同洋行沟通就不愁没生意做,彼时创业比较容易成功,所谓的企业家,大多诞生于那一时期。
一战结束后,徽商后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,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。
没了欧洲订单,一些工厂面临倒闭,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,买更多的土地,地主成大地主,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。
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,又有新地主诞生,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,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,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.2万亩。
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,欲作何用?
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,行扶危济困之举?”
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,接着说道:“1929年,长江三角洲出现‘不在地主’现象,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,而是居住在城镇,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。
江苏南通出现了‘公司化土地’,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。
同年,广东‘二地主’阶层扩张,转租规模增长40%;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%,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;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。
1933年,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,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%,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。
接着就是抗战,无数农民流离失所,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,求活命。
以山城为例,抗战时期流行包工制,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,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,形成‘工厂、包工头、工人’的三层雇佣链,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。
理论上,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,层层截留,通常抽取30%-50%,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%,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。
而工人想找工作,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,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。
工人若是工伤,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。”
冼耀文讥讽一笑,“这只是理论上,实际上,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,或是帮派份子,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。无论哪一种,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,即实现低用工成本。
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,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,以上海为例,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,通常为3个月工资,理论上离职时退还,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。
1948年,上海法院的记录,凡是押金纠纷案,百分百工人败诉。
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,1946年开始,有人专门放押金贷,工人借高利贷交押金,然后工厂里有人和高利贷合作,克扣或缓发工人工资,工人不能及时归还高利贷利息,利滚利,工人收入的大头都给了高利贷,陷入债务循环。
因为欠了一身债,辞职又会被没收押金,工人变相失去流动能力,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,也没有机会跳槽,工厂可以保持较低的用工成本。”
冼耀文看向夕阳,唏嘘道:“整个民国时期,内地只有半个人可以算是企业家,就是卢作孚,民生轮船公司于1933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,但1946年因通胀停止实施,所以,他只能算半个。”
“你说的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,你是从哪里获得的?”
“三饼,碰,八万,杠。”冼耀文笑着揶揄道:“你在台北打牌的时候,我在四处奔走,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,我刚才引用的那些资料,找对人,买几包烟就能换到,根本不值钱。”
孙树莹轻笑,“在台北的时候,我也有在工作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冼耀文颔了颔首,拍了拍孙树莹的小肩,“18世纪,工业革命爆发,工业发展迅速,但工人的利益一直没有得到保障,于是,工人运动愈演愈烈。
到了1883年,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,也为了稳住工业发展,先后推出了《疾病保险法》、《工伤保险法》、《养老与伤残保险法》,强制要求国家、企业和工人三方共同出资,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,从此,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。
这也是工人争取到的,第一个由国家立法保障的,全国性的制度性利益。
不过,虽然工人运动是争取工人权益的关键,但是当时德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,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缓解工人斗争,而是因为工人的利益越有保障,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做工人。
彼时,德国的农民比其他国家的农民更快地转化为工人,让德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、城镇化进程比周边国家更快,生产力更强,更加推动了德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。
1935年,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,为了对抗大萧条,给失业人群最基础的保障,也为了刺激还有工作的人们敢于消费,美国推出了《社会保障法》。
英国,17世纪有《伊丽莎白济贫法》,1911年颁布《国民保险法》,1940年《贝弗里奇报告》,1946年《国民保险法》,1948年《国民救助法》,同年,国民医疗保障体系成立,全民免费医疗成为社保核心部分,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。”
顿了顿,冼耀文接着说道:“1943年,陕甘宁边区,由于过去两年的日军扫荡和国府封锁,边区财政极度困难,公营工厂效率低下,部分工人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,生产率仅为国统区的60%。
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,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《关于公营工厂工资标准及分红办法的指示》,试点分红制。
超产部分,即完成计划产量后的盈余,30%至50%用于分红,以温家沟兵工厂为例,工人集体50%、工厂公积金30%、边区政府20%。
同年,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享受统一累进税制,家里都是壮劳力,收成很高,一年也只需上缴35%的产出,一般只需要上缴12%。”
冼耀文呼出一口浊气,“其实,1941年,小鬼子偷袭珍珠港,它的败局已定,这一点所有的抗战势力都清楚,从那时候开始,表面上都还在积极抗战,心里已经打起小九九。”
他摆了摆手,“扯远了,不说这个。瑞典、丹麦、挪威、芬兰、冰岛五个北欧国家,社会保障制度起步稍晚,但步子迈得很大,而且,分配比较平均,贫富差距不会太大,其中,瑞典做得最好,社会民主党很有机会实现他们高福利国家的口号。
可以观望几年,如果瑞典的高福利做得好,你可以选择恰当的时机移民过去。”
孙树莹乜斜冼耀文一眼,“我能养活自己,不用占这种便宜。”
冼耀文呵呵一笑,“该占的便宜还是要占的,瑞典的企业税收仅次于英国和西德,收起来没轻重,过些日子我要去一趟瑞典,在那边做一点生意,要交的税总得想办法拿点回来。
你呀,多入几个国籍,我生意做到哪里,你的社保就登记到哪里,等你老了,七八份养老金领着,就算家当被你打牌输光了都不用发愁。”
“帮帮忙好伐!吾打牌老结棍格,哪能会得输啦!”孙树莹瞪了冼耀文一眼,“侬当吾洋盘啊?”
冼耀文竖起大拇指,“侬着实结棍,吾服帖。”
孙树莹嘿嘿一笑。
冼耀文转头往人群处瞄了一眼,“差不多该回去了,我把要说的快点说完。”
又呷一口酒,他不疾不徐道:“苏联,1917年,列宁签署《工人保险法令》,宣布由国家承担工人疾病、工伤和失业保障。
1922年,苏联正式成立,社保体系初步覆盖工人和公务员,但农民基本不享受。
1929年,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,转向计划经济,社保体系开始全面国有化。
1936年《宪法》确立全民社保,规定公民享有免费医疗、养老金、残疾补助、带薪休假等权利;正式纳入集体农庄成员,但实际待遇低于城市工人。
1947年,恢复并扩大养老金制度,覆盖更多职业群体。
马歇尔计划有一个附加条款,要求受援国,就是意大利和法国,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抗共产主义。
纵观各国的共产党,存在一个共同点,就是所谓的革命斗争纲领都包含一个策略,鼓动工人阶级罢工。这是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,都乐于模仿学习。”
冼耀文淡笑一声,“把我说的串联起来,你能得出什么结论?”
孙树莹陷入沉思。
良久,她说道:“社会保障制度将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斗争的工具。”
“工具这个词不大合适,用舞台会更贴切,社会保障制度执行得好,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社会制度的优越性。
未来,整个世界总体上会朝着愈发善待工人的方向发展,工人的待遇会越来越有保障,产出价值的分配比例会越来越高。
对我们来说,苛待职员是不明智的,尽管当下不用太高待遇就能请到人做事,企业可以保持低人力成本运作,这样貌似很好,只需等到不得不提高待遇的时候再提高职员待遇。
但是,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惯性,企业运作也一样,习惯了低人力成本运作,一朝一夕想改成高人力成本运作是不可能的。”
冼耀文指了指孙树莹的衬衣,“比如你这件衬衣的成本是1美元,为了追求高销量,你的定价会无限接近你的底线价格,或者说你认为的保本价格。
这么一来,利润率、客户定位、品牌定位基本就定型了。
某一天,衬衣的成本变成1.5美元,乃至2美元,你该如何调整销售策略?如果提高价格,客户会不会接受?”
冼耀文拍了拍手,“好了,我只跟你说大环境,关于职员待遇其实还涉及很多方面,今天先不说,留着你自己去思考,下回我们细聊。走,回去。”
第768章 铁达尼
“亚当,过来帮下忙。”
冼耀文两人刚靠近,高黛便召唤。
“需要帮什么忙?”冼耀文来到高黛身边。
高黛指了指铝箔包裹的牛胸肉,“静置的时间已经够了,现在可以切,会吗?”
“当然,长切肉刀在哪?”
“厨房,我陪你一起去拿。”
两人一起进入厨房,高黛取了长切肉刀交给冼耀文,随即来到灶头边,揭开煮锅盖用汤勺捞出一颗土豆,用手掰成两半,递了一半给冼耀文,“亚当,土豆泥要加生蒜泥吗?”
冼耀文咬了口土豆,边吹凉气边说:“你以前不加吗?”
“我不喜欢鲜蒜味。”
“那就不要加。”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高黛咬了口土豆,剩下的递给冼耀文,“篝火边上的炭灰坑看到了吗?”
“嗯哼。”
“里面有焗豆。”
“搭配什么?”
“炒鸡蛋。”
“有没有准备玉米面包和凉拌卷心菜?”
“面包在冰箱上面,你帮我拿出去,卷心菜我马上做。”
“OK.”
冼耀文在高黛脸上亲了一口,取了面包出了厨房。
来到外面,他将大块的牛胸肉拿到户外桌,揭开铝箔正准备切,孙树莹来到身旁。
“你会做西餐?”
冼耀文擦拭长切肉刀,找准扁平肌和尖端肌的脂肪层分隔线,一刀切了下去,“花工夫学过。”
“学这个做什么?”
冼耀文提起切下来的扁平肌,努了努嘴,“现在不就用到了?”
放下扁平肌,切了一片4毫米厚的薄片塞进孙树莹的嘴里,再切一片扔进自己嘴里,嚼了两下说:“宝莲熏肉的手艺不错。”
“味道一般,没有咖喱牛肉好吃。”
“吾讲黄浦江,侬讲苏州河。”
孙树莹嘟了嘟嘴,“就是没有咖喱牛肉好吃。”
“行吧,你说了算。”
冼耀文将扁平肌全部切成薄片,尖端肌一部份按逆纹理切1厘米厚片,用来搭配玉米面包,一部分切成2厘米立方块,端着去了厨房。
高黛瞧见,说:“你要做焦边(Burnt Ends)?”
“嗯哼。”
“马上开饭了。”
“我切得比较薄,不用烤太久,调料放哪里?”
高黛指了指厨台,又指了指抽屉。
冼耀文颔了颔首,挑拣自己需要的调料,然后两人联袂而站,各自忙活,如同一对共做晚餐的夫妻。
高黛搅拌好土豆泥,挖了一勺送进冼耀文嘴里。
冼耀文尝了一口,点了点头,表示味道可以。
高黛又挖一勺送进自己嘴里,“我喜欢做饭,但做饭的机会不多,基本在餐厅解决。”
“我跟你差不多,不忙的时候会自己做饭。”
“你擅长什么菜?”
“会做得不少,说不好最擅长什么。”
“能为我做一顿吗?”高黛抱住冼耀文,吐出舌头在他脸颊上画了一道土豆泥。
冼耀文用手指刮掉,抹到高黛脸上,“可以。”
高黛咯咯一笑,用手指刮掉脸上的土豆泥,手指送进嘴里吮了吮,随即,接着拌卷心菜。
“亚当,你知道米尔顿·斯珀林吗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是编剧,也是哈里·华纳的女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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