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你去看前一篇。”
他把旧论文推过去。
“发现他在那里等你。”
波恩那边的气氛则完全不同。
一间不大的讨论室里，黑板被写得满满当当。
年轻人多，坐不下的人干脆站着。
窗台上放着咖啡杯，椅背上搭着外套，桌上堆着打印纸和几本翻开的书。
有人在黑板左上角写了一个大大的陈拙。
旁边的人把它擦掉。
“写名字不如写东西。”
“这不是东西吗？”
“少废话，写页码。”
于是黑板左上角最后留下的是一串页码。
霍奇预印本三十二页。
常数C论文十九页。
年刊论文四十三页。
附录二十一页。
一个戴眼镜的博士生站在黑板前，看着这些页码，忽然说：
“他不是在补洞。”
后排有人问：
“那是什么？”
博士生转身，手里还拿着粉笔。
“他把路换了。”
这句话让讨论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很快又有人开口：
“你先别喊口号，把第三十二页那行写完。”
博士生被噎了一下。
他转回去，把那一行推导重新写在黑板上。
写到一半，自己也停住了。
不是写不下去。
是他忽然发现，自己刚才那句有些兴奋的话，好像没有完全说错。
陈拙不是在旧路上把每一个坑填平。
他是在旁边铺了一条不太像路的东西。
一开始很窄。
很奇怪。
甚至让人觉得不该从这里走。
可到了某个地方以后，你再回头看，会发现那条路早就绕过了旧地形里最难绕的那块石头。
博士生把粉笔按在黑板上，粉笔断了一小截。
旁边的人递给他一支新的。
“继续。”
他说。
“别愣。”
芝加哥的夜里，一个老教授的办公室灯还亮着。
楼外已经很安静。
清洁工推着车从走廊尽头过去，轮子碾过地面，发出很轻的响声。
办公室里，桌上只开着一盏台灯。
陈拙的预印本没有被摊成一堆。
它被很整齐地放在桌面中央。
老教授一天只看了两页。
第二天又看了两页。
有人白天来问他：
“您看到哪里了？”
他回答：
“还在前面。”
“看出问题了吗？”
老教授没有抬头。
“我还没资格说这句话。”
来人愣住。
老教授把笔放下，抬头看他。
“我不是在读新闻。”
那人没再问。
门关上以后，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。
老教授把那两页重新翻回去。
第一遍，他看的是定义。
第二遍，他看的是定义后面的限制。
第三遍，他去翻陈拙旧文里一个不起眼的注。
注很短。
短到很多人第一次读时大概会直接扫过去。
他却在那里停了很久。
夜里十一点，他终于在页边写下第一行批注。
不是对。
也不是错。
只是两个字。
待查。
然后他把纸翻回第一页，重新看。
同一周里，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发生。
有些地方吵得厉害。
有些地方安静得像没事发生。
有些人上午还在说不可能，下午就去找打印机。
有些人坚持不表态，却把自己的课往后推了一天。
有些年轻人兴奋得太快，被教授敲着桌子叫回页码。
也有人一开始不信，读到第三天，反而把最早那封“不可能”的邮件删掉了。
因为“不可能”三个字，已经不够用了。
真正的麻烦已经从屏幕上走下来，变成一叠厚厚的纸。
变成铅笔痕。
变成页边的问号。
变成旧论文和新预印本之间来回夹着的书签。
范恩楼这边，也很快感觉到了变化。
伍利最先感觉到。
因为邮箱里的东西开始不一样了。
前两天最多的是祝贺和询问。
采访能不能安排。
陈拙会不会公开讲解。
马德里报告会不会改题。
有没有可能拿到更清晰的稿件。
还有一大堆没有页码的质疑。
伍利把那些信分开，越分越烦。
到了第五天以后，另一摞慢慢厚起来。
那一摞信没有花哨开头。
也不写夸张的恭喜。
有的甚至不太客气。
但它们有页码。
有定义。
有引理编号。
有的人还把陈拙前面几篇文章的引用一并列出来。
伍利第一次把那一摞抱进西里尔办公室时，手臂都沉了一下。
“这批不一样。”
他说。
西里尔从桌后抬头。
他接过最上面一封。
看了两行，又往后翻。
然后拿起第二封。
第三封。
第四封。
屋里只剩纸页翻动的声音。
过了一会儿，西里尔把最上面的几封放到右手边。
“这些留下。”
伍利问：
“其他的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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