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看到船上水手纷纷跪倒,那双双赤红的眼,没有丝毫畏惧,只有对陈九的敬畏与臣服。
他忽然意识到这艘船的补给、译员甚至安全通行,全都系于陈九一身,而他这个大清朝钦差的身份,在这里一文不值。
寒光闪过。
陈九手中的腰刀划出弧线,黄四的头颅滚落在祭坛前。
鲜血喷溅在三牲祭品上,那条金枪鱼突然剧烈弹动,仿佛无数冤魂附体。
陈九蘸着滚烫的血在眉心一点,转身面对跪倒在地的手足弟兄,当日从古巴逃出来的人,这三年有的病死,有的战死,有的被陈九安排去了别的地方。
剩下的全来了,阿萍姐坚强了几年,此时也忍不住偷偷抹泪。
陈九深吸一口气,大声喊,
“渔家儿郎不怕官
只认龙母斩邪刀
今日血祭妈祖庙
来日帆挂西洋涛!”
船山几百个人齐声应和,声浪震得西班牙海关钟楼嗡嗡作响。
陈兰彬死死攥着栏杆,指节泛白。
他心头翻江倒海,有对这等私刑的震怒,有对自身无力的悲哀,更有对这些同胞血性反抗的震撼。
他想大声斥责,最终却闭目长叹:“开舱吧。”
第26章 狂飙(一)
西班牙殖民政府派来的官员,脸上挂着虚伪而傲慢的笑容,前来迎接。
他们将调查团引至哈瓦那最豪华的“英格兰饭店”,言语间充满了对“天朝使臣”的“敬意”,却对调查之事百般推诿,声称一切关于虐待华工的传闻皆是“叛党分子的恶意中伤”。
陈兰彬心里清楚,如果不是吸引了足够的国际视野到这里,如果不是恰逢战争期间,自己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收到如此礼遇。
三日后,调查团以“体察民情”为由,在西班牙官员“不情不愿”的陪同下,前往哈瓦那郊外的一座名为“圣卡塔利娜”的大型制糖厂。
马车驶出哈瓦那城区,殖民地的繁华被迅速抛在身后。
道路两侧,是无边无际的甘蔗林,一人多高的甘蔗如同绿色的高墙,将天空切割成狭窄的条状。
空气中那股甜腻的气味愈发浓烈,却也愈发令人作呕。
制糖厂盘踞在甘蔗海的中央。
巨大的烟囱喷吐着滚滚黑烟,遮蔽了半边天空。
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,隔着老远便能听到。
陈兰彬一行走进制糖车间,里面光线昏暗,蒸汽弥漫,巨大的压榨机、熬糖锅和离心机轰鸣不止。
而在这座钢铁地狱中劳作的,正是数百名华人劳工。
他们赤裸着上身,仅在腰间围着一条破烂的麻布。
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身体,他们或将成捆的甘蔗奋力塞进压榨机的血盆大口,或在巨大的熬糖锅边搅拌着滚烫的糖浆,或用铁锹将滚烫的蔗渣铲出。
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机械、麻木。
车间的角落里,有几个手持长鞭的监工。
他们的鞭子由牛皮制成,顶端还镶嵌着铁钉,只要看到有人动作稍慢,便会毫不犹豫地抽打下去。
“啪!”
一声清脆的鞭响,伴随着一声压抑的闷哼。
一个因为脱力而险些摔倒的年轻华工,背上瞬间绽开了一道血痕。他不敢呼痛,只是咬紧牙关,用更快的速度将甘蔗塞进机器。
这些傲慢的白人监工看见一些穿衣服的华人进来,甚至要有些讶异,有人上前拦阻,被陪同的西班牙小官耳语几句,才半信半疑地退到了一边。
角落处的一个监工,甚至挑衅式地看着他,故意多抽了几鞭子。
陈兰彬的拳头,在宽大的官袍袖子里,死死地攥紧了。
夜里,调查团借口舟车劳顿,婉拒了庄园主的晚宴。
在下榻的简陋客舍,马福臣强硬要求,将几个白天里记下的、看起来尚有几分血性的华工,带到了陈兰彬的面前。
第一个进来的,是一个名叫梁阿友的男人。
他四十多岁,脸上全是皱纹,那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,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。
他看见陈兰彬的官服,几乎是瞬间眼睛就涌出了泪水,泣不成声。
“大人,”他跪在地上,声音沙哑,“小人本是广东新会人,家有薄田,也算安分守己。咸丰年间,遭了洪灾,田地被淹,实在活不下去了。听信了‘客头’的话,说来这‘大吕宋’(古巴),做工八年,便能挣得百两大洋,荣归故里。谁知……谁知上了那‘猪仔船’,便是进了地狱!”
他开始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旅程。
数百人被塞进密不透风的底舱,吃喝拉撒全在里面,每天都有人死去,尸体被毫不留情地扔进大海。
“到了这古巴,我们就像牲口一样,被那些庄园主挑选、买卖。那份八年的契约,就是一张废纸!他们说我们病了,要扣工钱抵医药费,契约就要延长。我们打碎了一个碗,也要延长。甚至……监工看你不顺眼,打你一顿,说你态度顽劣,也要延长!小人来这里已经十年了,这契约,却还有三年才到期!”
十年……
马福臣凑到陈兰彬耳边跟他说,这是糖厂里面活得最久的。
第二个进来的,是一个叫陈福的年轻人。
他的一条腿是瘸的,那是被甘蔗收割机碾压所致。
“我们每天要从日出干到日落,中间只有一个时辰吃饭。吃的,是木薯和咸鱼干。住的,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,连个草席都没有。晚上,大门会被从外面锁上,窗户上钉着铁条,和监牢没什么两样。”
“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,”
“我们生病了,他们不会请医生,只会把我们扔到一间小屋里等死。死了,就用草席一卷,埋在甘蔗林里,连块墓碑都没有。这几年,我眼睁睁看着,身边一起来的同乡,一个个都倒下了。有的,是活活累死的;有的,是病死的;还有的……是自己寻了短见。”
说到这里,他的眼圈红了。
“去年,我们实在受不了了,就一起罢工,要求吃饱饭。结果呢?监工带着打手,把我们毒打了一顿。领头的阿才哥,被他们活活打死,尸体就吊在糖厂门口,示众了三天三夜!”
一个又一个的华工,带着满身的伤痕与屈辱,走进这间临时充当“公堂”的客舍。
他们很多人不识字,甚至说话也说不利索,只是一遍遍展示着被镣铐磨烂的脚踝,讲述着一个个家破人亡的悲剧。
陈兰彬、马福臣、吴秉文,三个人彻夜未眠。
文书一字一句地记录着,越写越是心头沉重。
陈兰彬终于明白,这根本不是什么“契约劳工”,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、比传统奴隶制更残酷、更隐蔽的“契约奴隶制”。它用一纸看似合法的契约,将无数鲜活的生命,投入了一座永无止境的、榨取血汗的绞肉机。
过了几天,调查团又去了哈瓦那的一所监狱。
那里的景象,比制糖厂更接近地狱。
阴暗潮湿的牢房里,挤满了犯人。空气中弥漫着粪便、汗水和绝望混合的恶臭。
他们在这里,见到了更多因“反抗”而被囚禁的华工。
一个面容枯槁、眼神却异常锐利的中年人,引起了陈兰彬的注意。
他叫林阿海,曾是一名私塾先生,因为识文断字,在华工中颇有威望。
他正是因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逃亡而被捕入狱。
“大人,逃,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”
林阿海隔着铁栏,声音平静,却充满了力量,“我们不是没想过别的法子。我们去官府告状,那些西班牙官员收了庄园主的钱,只会把我们打一顿,再送回去。我们求助过那些传教士,他们只会劝我们忍耐,说这是上帝的考验。”
“忍?我们已经忍得够久了!”
“我们看到黑奴们在反抗,在为自由而战。我们为什么不能?我们也是人!我们也有父母妻儿!我们不想死在这片该死的甘蔗林里!”
“但是,逃跑太难了。”
他的声音又低沉下去,“庄园里到处是巡逻的打手和猎犬。即便逃了出去,外面也是危机四伏。我们不懂这里的语言,不认识路。被抓回来的下场,比死还惨。”
“所以……”
他抬起头,满眼是泪,“我们想到了最后一个办法。”
“自杀。”
陈兰彬浑身一颤。
“是的,自杀。”
林阿海惨然一笑,
“不是一个人的自杀,是集体的。我们约定好,如果反抗失败,就一起上吊,一起投井。宁死,不返生不如死之境。欲以我辈之死,告天下:我曾来此,我曾抗之!”
陈兰彬怔怔不能言。
他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、遍体鳞伤的“囚犯”,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、深刻的敬畏与惭愧。
他原以为自己是来拯救一群麻木的羔羊,却发现,这些羔羊,早已在沉默中,磨砺出了比钢铁更坚硬的獠牙。
调查在继续。
一份份证词,一件件物证,如同一块块拼图,渐渐拼凑出一幅完整的、浸透了血与泪的古巴华工苦难图景。
陈兰彬突然又想起了船上那些从这里逃出去的人,那个不服管教,目无王化的陈九。
换做是他,又是如何看待他们这些姗姗来迟,却又只能记录罪证的上使?
他一个三品官,在这里,让监狱释放几个犯人都做不到,这一身官服纵是价值千金,又抵何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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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艘没有任何旗帜的小船,正借着夜色的掩护,悄然驶入古巴东南部一处偏僻而隐秘的海湾。
陈九站在船头,身后,站着阿吉和十几名精挑细选出来的悍卒。
六年抗争,独立军依然没有占领任何一个正规的港口,只能在这个偏僻海岸冒险登陆。
带路的独立军战士从旧金山重返旧地,脸上也是控制不住的激动。
陈九的目标,是古巴独立军公认的领袖,卡洛斯·曼努埃尔·塞斯佩德斯。
在陈九收集到的情报中,塞斯佩德斯是一位拥有远见的理想主义者,他不仅主张古巴独立,更是第一个解放自己奴隶的庄园主,他的军队中,对所有肤色的战士都一视同仁。
这三年期间,独立军的探子在巴尔巴利海岸做什么生意,都偷渡和走私了什么,他不闻不问,甚至帮忙花钱打点,终于是找到机会要把这份人情用掉。
然而,当他们弃船登岸,在向导的带领下,穿越了危机四伏的沼泽与丛林,历经数日,终于抵达一处独立军的秘密营地时,一个惊人的消息,如同一盆冰水,浇灭了陈九所有的预想。
“塞斯佩德斯总统?”
营地的指挥官,一个面容黝黑、神情疲惫的古巴人,听到陈九的来意,脸上露出了复杂而悲伤的神情,
“你们来晚了。就在上个月,总统阁下……他已经阵亡了。”
“阵亡?”陈九的心猛地一沉。
“是的,”指挥官叹了口气,眼中闪过一丝不加掩饰的愤怒与不甘,
“他不是死在西班牙人的枪下,而是……死于我们内部的纷争。去年年底,议会里的那些政客,以指挥不力为名,罢免了他的总统职务。他被流放到圣洛伦索的山区,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和几个忠诚的卫兵。上个月,西班牙人得到了告密,包围了他。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……”
这番话,打了陈九一个措手不及。
他预想过各种困难,西班牙人的围剿,独立军的猜忌,谈判的艰难。
但他做梦也没想到,他寄予厚望的合作对象,那位伟大的革命领袖,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,死于自己人的背叛。
营地里的气氛,印证了指挥官的话。
这里感受不到丝毫革命军队应有的昂扬斗志,反而弥漫着一种分裂与猜忌的阴霾。
士兵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,低声交谈,不同派系的将领之间,眼神交汇时,充满了警惕与敌意。
陈九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后,默默走访观察。
接触了许多营地和首领他,他意识到,他所面对的,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、目标明确的革命组织,而是一个由理想主义者、野心家、地主和解放奴隶组成的、矛盾重重的松散联盟。
那些来自哈瓦那的富裕克里奥尔地主,他们想要的是摆脱西班牙的统治,自己当主人,却对彻底废除奴隶制、进行土地改革等激进主张充满了恐惧。
而像安东尼奥·马塞奥那样出身底层的黑人将领,则计划着更彻底的革命力量。
塞斯佩德斯的死,让这些潜藏的矛盾彻底表面化。
整个独立运动,都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危险境地。
陈九的计划,从一开始,就偏离了轨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