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台湾要发展起来，其比内地大多数省份的条件都充裕得多，完全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，背靠内地与香港、日本、东南亚发展各种类型的工商业和金融等市场关系。
那么，将来香港有的，台湾可以有，香港没有的，台湾还是可以有，只要国家下定决心的发展台湾省，那么取代香港并不是不可实现的。
国外的局势谈完了，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谈完了，问题自然转到了最为关心的农业上来，时值六月底，全国小麦收割工作全面结束，今年春，全国基本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，加之前农业技术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，无疑这是一个丰收之年。
总理就向四位书记汇报了，丰收情况，他说道：“全国小麦主要种植省份的报告统计完毕，小麦平均亩产量再创新高，全国平均亩产达到121.7公斤，比去年的亩产提高了10.6%。中央粮食部把前年的旧粮存储全部更新了一遍，英国引进的首批新式粮仓也投入了使用。”
主席说道：“粮食增产了，全国老百姓的饭碗才能端得稳，但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，去年我就听说不少地方，为了储粮强征老百姓粮食的情况，这样的事，今年有没有再发生？”
总理回道：“五月份，我就让计委、财经委员会和粮食部联合下发了通知，要求各省不得强征农民粮食，除计划征收的话，其余一律按国家保护价格从农民手中收粮，截止目前，尚未有收到哪个省份违背相关通知要求。”
主席再次提醒道：“这个事情一定要严格关注，要避免苏联粮食征集制和前两处‘过头粮’的错误重现，还有今年的夏收和秋收稻谷粮征收的比例也要合理，不能因为粮食一增产，国家就一下子把征收比例提高，这样太打击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了。”
总理连忙抬笔记录了下来，回道：“夏收开始后，我会让国务院联合粮食部展开全国大检查，严格禁止再出现‘过头粮’的情况。”
“全国粮食储备了多少？”
“截止当前，全国共储备了540万吨粮食，夏收和秋收结束后，将达到750万吨，到明年900万吨的粮食储备即可实现，这些粮食够3600万人吃半年，若节约一些，则够六千万人吃三个月。”
如此之大规模的粮食储备，在新中国历史之上是没有发生过的，但主席心里还有些忐忑，毕竟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，在他心中始终挥之不去，于是说道：“全国粮食增产了，但是节约仍要进行，现在多省一口，将来老百姓就多一口粮，若条件合适，可以再多储一些。”
总理看出了主席语气之中的担忧，说道：“主席啊，900万吨粮食差不多了，现在情况不一样，三年自然灾害，大概率不会造成太大的粮荒。”
那三年灾害，之所以造成大规模粮荒，其历史成因是复杂的，人为因素占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而另一部分则是大跃进的影响，各地虚报产量，导致粮食过度征收，再加上自然灾害确实频繁，这才导致了全国大规模粮荒的发生。
但就如总理所说，情况不一样了，那乱搞的事不会再发生，而如今全国储备粮和备荒粮都已经建成了体系，所以总理推测，三年灾害的影响仍将会发生，但是饿死人的情况，大概率不会再发生，所以他认为九百万吨储备粮，已是足足的了。
第190章 新的思路
“灾害规模那么大，九百万吨粮食够吃吗？”会议一结束，主席便还是将离开的总理叫住了，二人缓步回廊之下，主席依旧忍不住的问道。
总理朝身后看了看，秘书立即便停下了脚步，主席也回过首早朝秘书抬了下手，主席秘书便也止住了步。
总理向前走着，回道：“我国当前水稻亩产采用新型科学种植法和育秧法、育肥法后，平均亩产达到135公斤左右；小麦123公斤左右，都取得了超过20%的增长，这一水平相比于1949年，分别增长35%和65%。”
总理所说的是全国平均亩产，而非单田或某一地区平均亩产。要知道在1950年时，全国水稻平均亩产为100公斤；小麦平均亩产为48公斤；经过六年的不断努力，特别是0号组提供的未来农业科学种植和管理方法，农作业产量取得了大幅提升。
总理接着说道：“1955年，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.95亿吨，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峰，今年预计会破2亿吨，这一数据，一直到1968年才实现。”
听到总理这样说，主席的脸上顿时放起了光彩，说道：“0号组的作用重大啊，当真是一个利器！”
总理微笑着着说道：“全国现有人口6.28亿，即便算6.3亿，那么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达到619斤，而1949年时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20斤，即增长了32%。这使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，即便是农闲时，也能吃得上‘两干一稀’了。”
“既然粮食多了，那就多储备一点。”主席说道。
总理却是轻摇着头说道：“我之所有没有赞成主席在会议提议的多储粮，主要有三个原因。”
“你说说看。”
总理说道：“一是粮食储备的损失率很大，运输加储备损耗，即便用尽了办法，损耗率依旧在12%至15%之间，个别地区能达到18%；我国现下的粮食储备技术相对还过于低下，大量储粮就意味着承担不必要的损失，惟其如此，此还不如把粮食给百姓多分一些。”
“第二原因，提高老百姓的留粮比例，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养殖业发展，老百姓在手里没有多少钱，而多分的粮，省一省养些家禽，这样就能换些余财了，这也有利于农村地区基础工业品的消费。”
“第三便是有利于地方发展，全国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，现在全国的征粮比例总体变化不大，多出来的粮食，地方若是摊派一些，对农民的影响不会太大，但地方上却能多些收入，有利于地方建设。”
总理向主席解释了，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区别，而曾经国家采用的方法是，一力把税收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，用以支持全国重点工程建设，这样一来，中央是有钱了，可是地方的发展就出了问题。
而现在，总理的思路变了，随着农业产出的增长，国家收上来的农业税，已经能保证全国重点工程建设需要，那么就没有必要把税全部收上来，而是分给地方一些，也即形成国税和地税的概念。
总理说道：“国税用于保证全国建设，而地税则用于地方建设，如果把税全部集中到中央，会对地方发展造成直接影响，如此一来，地方要发展就只能依赖中央财政拔款，实际上是在剥夺地方的基本发展权力。”
主席一下子就听明白了，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中央在向地方放权。”
总理肯定的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权力向中央过度集中，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方式，这会造成地方上的负责人，缺乏工作上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，也不利于地方干部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，所以适当的放权还是需要的。”
“不过，当前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要时期，需要中央统一来部署全国工作，直接放权显然还不现实，但是可以变通一下。如果地方干部有这个意识，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契机，适当的增加一些摊派，而后利用这个条件，促进地方事业的发展。”
主席思索了一会，他也发现总理的这套方法是非常可行的，但三年自然灾害的事，他一直非常关心，所以便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：“关于三年自然灾害，国务院的任务很重，这个事情，一定要严肃认真的对待。”
总理答道：“这几年，我阅读了不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相关文献，从情况看，灾害从58年就发生了，所以准确来说，全国的缺粮问题，不是三年，而是四年，一直到1962年才有所缓解。但若仔细研读这些文献，我发现，灾害是有的，但人祸也是有的。”
主席朝一旁的亭子指了指，二人便来到亭中坐了下来，主席吸起烟，思绪万千的说道：“天灾人祸，‘三分天祸、七分人祸’，这个过程之中，我是犯有一定错误的。”
“这些事都还没有发生，主席不要这样说。何况，这样的事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。”总理说道。
主席则是说道：“大跃进是一个错误，至少是方法论的错误，全国亩产万斤，放卫星，大炼钢铁。就拿国有工人来说，从3193万，一下子增加到了5194万，差不多12个农民，就要养一个工人。”
“这么多人进了城，城市人口是增加了，但是却没有达到提高消费水平的根本目的，反而对国家的财政体系，造成了更大的负担，且城市的住房供给压力更大了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还是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，单纯把增加扩大城市人口、规模，看成了城市消费就能同比扩大。”
主席反思道：“城镇化率、城镇消费水平的提升，其与工业发展水平、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成正比关系，过去啊，就是太急了，急于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，而没有看到这背后的发展因素和分配体系这两个关键性问题。”
新中国成立时，国家的城镇化率约10%，超过九成以上的人口都在农村，因而国家急啊，城市规模不扩大，怎么提振消费水平嘛，所以在一个时期内，看待问题确实是存在不足的，认为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，那么就得赶紧把城镇化率提高上来。
结果就是，1949至1957年，八年之内，全国城镇化率从10.64%，提高到15.4%，平均年增长为率0.6%，而1958年，一年之内就提高到了16.25%，增长率为0.85%；到了1960年，更是达到19.7%，三年平均年增长为1.3%。
这是什么概念呢，以1960年来计算，当年全国人口总数为6.6亿，即一年之中就有约八百万人进城，看着好像不多，可要知道当时国家实行的是全面国有化，这些进城之人都是要安排工作，且需要商品粮供给的。
大量人口进城，造成了粮食供给和住房双紧张，于是全国开始大规模建设分配房，而这些建设依旧由国家财政支付，变成了单位福利，所谓的全民公有利，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单向福利，而这个福利，是由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的，形成了典型的分配不公局面。
城乡二元化，也在这种体制下，越拉越大，农民越来越穷，工人虽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但起码有商品粮吃，有免费的筒子楼分，农村穷得一塌糊涂，而城市里的筒子楼则越建越多。
显然，包括主席再内的书记们，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搞法是不行的，就拿五千万国有工人来说，扣掉彼此成为双职工家庭的，大约需要四千万套房子，而到了八十年代更夸张，国有工人总数达到八千万，扣除此前已建的，起码还需要三千万套房，也即全国至少需建七千万套房子。
这么多的房子，全都是国家财政支出的，如此巨大的分配不公，就这样堂尔皇之的发生了，而这一时期，却没有一人，敢于站出来喊一声‘分配不公’，或得说既得利益阶级，他们把这一切都看成了天然如此，所谓的全民所有制，实则流于了形式。
总理说道：“目前，全国国有工人总数已达到1400万，到今年底大约会突破1600万，按这个速度增加下去，保计估计到1960年，国有工人总数会达到2500万，这个数字比历史同期会少600万左右。”
主席说道：“三千万就是一个红线，不再继续增加了，否则会对全国经济产生反面作用。”
主席的观点并不是乱说的，因为这可不是单纯的增加人数的问题，而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，国有工厂产生的利润是属于全民的，那么国有工人越多，就意味着支出越多，占用的全民利润也就越多，相对的分给全民的就越少，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。
总理说道：“如果要稳住三千万的红线，那么就只能开放个体和私营经济，但我国现有体制的限制又无法做到。可若按现在的这个方式发展，到1962年左右，国有工人总数可能会达到3000万，甚至更多，到时分配体制就会出现更大的不公。”
主席抽着烟，蹙进了眉头，说道：“国有、集体、个体/私营，三方要协调发展。全国现有的项目，基本都是国有的，个体/私营经济现下虽有限制，但发展仍在，全面开放也不合适，因而综合考虑，发展集体经济是一个举措。”
“主席的意思是，把重点放在农村地区？”
主席点头道：“加速城镇化率的方案不可取，并不能彻底解决城市工商业品的销售瓶颈问题，而要扩大销售市场规模，目光就不能只盯着城市，更要考虑到全国占比最大的农村地区，可农村又很贫穷，国有利润也不能直接发给农民，那怎么办？”
主席弹了弹烟灰，说道：“唯有发展农村，这一条正确道路，而要让农民能得到最直接的利润分配，改变城乡不合理分配，那么优先发展集体合作社经济就是一条较为恰当的方式。”
主席接着说道：“集体经济所产生的利润，直接分配到农民头上，而农村地区再发展个体经济，这样农民就有了多元的收益，等到农民都有了一些钱，国家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，也就有了更大的市场，同时集体企业又互补了国有企业发展不足的行业，可谓一举两得。”
总理认真想了想，随即说道：“主席，我看这个事情，宜早不宜迟，要在全国范围内，鼓励集体合作社经济的发展，先把集体养殖、集体经济作物种植这两项优先开展起来，等几年后，农村地区的百业，也会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而兴旺起来。”
主席说道：“国务院研究一下，出台一个支持政策，可以从今年开始，每年拔付一笔专项资金，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。”
总理略作思考，点头道：“今年可以先拔20亿，往后每年追加，明年把这个专项资金纳入国家计划，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投入调整，争取用十年时间，在农村地区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‘五小工业’产业体系。”
主席说道：“该支持的支持，但也要让这些集体企业具备一定的市场应对能力，不能为了支持而支持，最终演变成和过去一年，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一个负担。”
总理说道：“可以划一个时间线，比如就用十年来进行支持，十年之后，集体企业都要自己去发展，国家的扶持也将转向重点集体企业，至于那些发展不好的，无法产出利润分配进行集体分配的，该到闭就到闭。”
“要得。”主席说道：“凡事都要有个底线，过去国有企业，就是靠国家养着，结果越养越废，这样的事不能再重复发生。就拿现有的‘厂长负责制’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措施，我看一五计划完成后，就可以着手调整，甚至是直接改革。”
新中国采用苏联模式，建立起了国有企业的‘厂长负责制’，但实际上是‘厂党委负责制’，企业中厂党委说了算，拥有最终决策权，这套模式，甚至连解放军中的政委体制都不如，起码军队之中，分工是明确的。
指挥员负责打仗及军队训练、管理等一应事务，指挥员拥有相对高度的指挥自由，而政委在军队系统参与决策，但是却不能决定具体如何作战，可是到了企业中，就完全变味了。
苏联模式下，厂党委变成了完全的领导者，厂长这个‘指挥打仗’的人，反而靠边站，变成了背锅侠，如此一来，政治形态高于指挥形态，一切都变成了满足政治要求，这种体制很快就陷入了教条主义。
而在中国，这种教条主义更甚，国有企业职工，每天上班前，要进行政治宣导和宣布，搞得连苏联人都受不了了，但却依旧在实行。这种情形的发生，固然有国家建立公有制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因素，而自身所发展出的教条主义，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既然知道厂党委集中制所带来的坏处，那么可以直接从开始直接全面推行正式的‘厂长责任制’，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？只能说这种看法，只看到了好的一面，而没有看到另一面。
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，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，如果一开始就直接放鸭子不管，那以新政权的思想，就难以深入各阶层，最终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就会走形，要么走向纯利润获取，要么走向官僚资本垄断或成为家族企业，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
所以，厂党委领导在一个时期内，有它的作用和价值，不能一味的否定。总而言之，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演变都有一个过程，想一步直接到位并不现实，就像时下的美国，经过罗斯福的一通操作，美国国内照样有着大型国有企业，资本完成全面垄断，那是七八十年代才完成的。
当下，新中国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，如何来减少分配不公，建立一个全新的，相对合理的分配体制，而这方面，依靠单纯的国企并不能实现，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，国家没有办法将国有企业的利润，直接分配给全民。
国家也再不可能实行全面国有化，因为事实已经证明，那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。1988年，全国国有工人八千多万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人，总会发现村庄或熟人，谁谁家是国有工人，但他们多半处于停薪留职状态，不是他们不去上班，而是那时的许多国企已经混不下去了。
很多人以为是改开让国企倒闭，其实自从国企和地方企业成立以后，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问题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虽说这本身也只是一种正常发生的经营状况，但到了七十年代，开始出现全面性的经营困境，这就不是单纯经营问题，而是体制问题了。
根据《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（1949–1978）》的揭示，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，而这一切的发生点，就在1969至1970年，中央将国营下放至地方管理所导致的。
那么说否说，一直归于中央管理，就不出问题了呢？事实并不成立。中央之所以要下放管理权，实质上，就是因为中央管不动了，以为把权力下放给地方，换个方式就能有所改变，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，情况变得更糕了。
以前国企归中央管，国家财政还能直接负责，而到了地方以后，这些企业瞬间就变成了地方责任，可一个地方要管那么多，那么大的国企，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，而原有管理权移交之后，此前国企内部协作也断裂了，企业经营瞬间就陷入了困难。
为了稳定国企，保住经济，维持经济稳定，国家又不得不加大扶持力度，结果就是企业运行资金，依旧需要财政拔付，但企业原本还能创造的一些效益，又因为管理权移交所产生的问题，最终产生了更大、更多的问题。
七十年代中期以后，国企经营困难加剧，国家财政也支撑不起了，旧有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之时，而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以及改开后国外技术和商品的进入，国企瞬间来到了生死存亡之秋。
所以，一个事实就是，不是因为改开让国企纷纷倒闭，而是国内体制的巨大矛盾，积累到了临界点，体制教条、政企不分、人浮于事、缺乏创新、裙带关系等等等等，其所造成的困扰，非实行改革，非推倒重来无能解决。
如今，国家允许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发展，就是在尽力减少原有问题的发生，包括对国有企业行业和工人数量，做出一定的规定和底线限制，同样也是这个原因。
全面国有化完全可以做到，但是国有体制下，无法做到所有行业全面发展，因为很多细分行业、技术或者需求，只有在市场化机制下才会产生，才会形成规模效应，这不是高度计划所能实现的，因为在这种体制的制约下，甚至连需求都很难会出现。
第191章 事态发展
主席和总理正在凉亭里聊着农村事业发展的工作，而他们的秘书则坐在另一端回廊坐凳之上，此时一位通信秘书匆匆而来，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何谦，签完回执之后，便立即向总理打起了招呼。
总理听到呼唤之声，便抬手朝他招了招，何谦快步上前电报递了过去，总理一看便笑了，主席见此便好奇的问道：“这是有什么喜事？”
总理抬手挥了挥，何谦离开，他将电报递给主席，笑道：“赫鲁晓夫正式批准，从中国撤回苏联的顾问和专家组成员‘休假’结束，将于明日起程，乘坐三架伊尔飞机回中国继续工作。”
主席双目一扫电报，随之哈哈一笑，他放下电报说道：“看来我们的对苏策略起了效果，赫鲁晓夫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。”
总理笑容收敛，说道：“赫鲁晓夫的那份《个人崇拜其及后果》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东欧造成了不小的动荡，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是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，法国共产党上个月分裂了，现在的赫鲁晓夫急于稳定国内的局面，而中国的支持至关重要。”
“我听说波兰那边闹得很凶啊。”主席点起一颗烟抽了起来。
总理点了点头：“驻波兰大使馆传回的消息，自6月21日开始，始波兰国内就爆发了工人罢工事件，这几天罢工规模越来越大，国内大批民众呼吁苏军撤出波兰，国内实行民主改革，今天是28日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波兰那边要出大事情了。”
“对我国是个好事啊。”主席抬起夹着烟的手指了指石桌上的电报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是赫鲁晓夫要动手前，想借此机会把我国稳住，但苏联这些专家们能够回来，对我国确实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。”
“主席有什么想法？”总理问。
主席略作思考说道：“苏共二十大上，赫鲁晓夫提出的‘三和路线’，我国一直沉默以对，不支持也不反对，现在看来，我国可以做一个较适当的回应。”
总理立即从胸口取下钢笔，掏出记事本，他知道主席接下来要有指示了，但主席却是摆了摆手示意不必这么认真，而后说道：“我有一个看法：当前国际形式，中苏是同盟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对华采取的是遏制政策，中苏关系很重，但中美关系也要认真考虑…。”
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过去一样，直接反对赫鲁晓夫的‘三和路线’（和平共处、和平竞赛、和平过渡），最大的原因，便是中国已经实现了台湾解放，中美之间没有了地缘利益上的根本矛盾，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再像曾经那样与美国死磕。
但是对于‘三和路线’，主席本人其实并不看好，他认为，苏美间或者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根本矛盾，其在现阶段是无法从根本上调和的，原因便在两处：一是北约与华约的直接对抗；二是两个阵营意识形态的死结解不开。
美国人拉着一班小弟，搞了一个北约，仅随其后苏联就搞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华约，双方在东欧陈兵布阵、戈矛林立，而彼此间谁都没有主动撤兵，因而在此情形之下，所谓的‘和平’，苏联人信不信不知道，但是美国人是不信的。
更何况，苏联国内大力发展军备，其导弹水平比美国要高，钢铁洪流更是让欧洲瑟瑟发抖，这种情况下，赫鲁晓夫却在那里说‘我们要和平共处、和平竞争’，别说美国人了，换成任何一个大脑正常的人，谁会信？
苏联不是没有正确的处置方法，哪怕苏联不从东欧各国撤兵，它若真的想打消美国的顾忌，完全可以减少军备发展，实行全面经济建设，先把这个姿态摆出来，让北约国家看到，如此再提出‘三和路线’，美国人大概率会放松一些警惕。
但这依旧不能解决苏美两国间存在的全部矛盾，当下的世界，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如火如荼，而这背后基本都是苏联支持的，苏美两国在中东、亚洲、非洲等地区，展开了意识形态竞争，苏联支持这些地区的民族反殖民独立，而美国则想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原有势力。
当下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都不小，远的不说，就拿东南亚的印尼来说，艾地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势力，而苏加诺正在计划，将印尼从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，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，他甚至计划让艾地接班。
南亚的印度也是如此，他们同样在试图将本国定性成‘社会主义国家’，而在‘秘密报告’发表之前，欧洲腹地的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派的影响力同样不小，因此整个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比资本主义要强势不少，至少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
然而，随着赫鲁晓夫的‘秘密报告’和‘三和路线’一出，其给国际共运事业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打击，前者否定了斯大林，等于否定了斯大林的革命斗争路线，法国共产党由此形成了‘武装斗争’与‘议会斗争’两条路线之争，最终分裂。
后者，则是基于放弃斯大林斗争路线的叠加影响下，各资本主义国家、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，纷纷放弃了‘武装斗争’，等于是在自废武功，国际共运革命的大好形势，由此被一刀两断。事实就是从苏共二十大后，国际共运革命的形势开始滑坡，并最终滑向深渊。
如果说已是社会主义并完成了统一的国家，还并不会对自身造成多少困扰，那么朝鲜和越南，则是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，两个国家一个在追求统一，反对与美国媾和；另一个在反殖民，努力实现国家统一，同样反对向美媾和。
所以，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路线一出，朝越两国立即就决定紧紧靠拢中国，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，苏联的做派，完全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，而没有考虑同阵营国家的实际利益。
过去几个月来，中国首先坚决的反对‘秘密报告’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，而就赫鲁晓夫的‘三和路线’，中国没有直接反对，但也没有赞同，采取的是一种‘中间路线’，而中国之所以这样做，原因就是中美间的地缘根本矛盾已经解决，中国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。
但中国与苏联在对美的态度上是不同的，中国并未放弃与美国的交流，甚至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，中美间展开了大使级会谈，但在涉及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利益上，中国从来没有妥协退让，更没有出于本国利益需求而放弃兄弟国利益。
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，中国坚定主张越南统一，而苏联则主张越南分治，也是从这一刻起，苏联把越南得罪的死死的，而在朝鲜问题上，中国的主张也始终如一，朝鲜半岛的问题，由朝鲜内部自行解决，任何国家都不应干涉。
正是由于这些核心问题谈不妥，所以中美两国至今仍在对抗，至于两国何时建交，时下根本看不出时间表，若是中国和苏联一样，直接对美妥协，那么中美关系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至少两国那怕没建交，也还不至于看不到缓和迹象。
赫鲁晓夫的‘三和路线’无疑又是一次对阵营兄弟国利益的出卖，越朝两国是真的不能忍了，所以当他的‘路线’提出之后，两国立即派人到中国来，所谈的也只有两条：一、请示中国态度；二、期望中国坚定支持两国，不要接受‘三和路线’。
但中国有本国利益需求，不可能因为支持两国，就放弃本国利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主席认为，中苏两国大闹一场后，赫鲁晓夫对华退让了，那么中国也要适当的展现姿态，对他给予一些支持。
因而，主席说道：“‘三和路线’从根本上讲对苏联短期有利，而对国际共运整体不利，但其呼于的‘和平’也是中国一直所主张的，所以不能全盘予以否定，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。”
总理说道：“我也是这个看法，若是历史同期，我国必然要坚决反对，但现在我国对外的国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，再继续反对并不符合我国利益。”
主席点头道：“我就是这个看法，考虑到我国及阵营的利益，所以对于‘三和路线’我们要有所表态。”
“那么说些什么呢？”总理问道。
“我国可以这样说，中国一向主张不升级冷战对抗，所以‘三和路线’所呼吁的和平、缓和矛盾，对于世界和平有利；而中国同时认为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，有可能出现短暂缓和，但不会就此结束。”主席说道。
总理略作思考，说道：“主席的这个观点，既摆明了立场，也坚守了底线，同时也向苏美两国透露出了支持‘缓和’的意思，只是这番表述出来后，越南和朝鲜恐怕会有意见。”
主席说道：“这个事，要怪就让他们去怪苏联，要向他们讲清楚，中国这样做，也是出于阵营团结的需要，中国本身并不会改变对越朝两国的继续支持，至于后面他们要怎么想，那是他们的事。”
总理点了点头，将主席所述的核心观点记录了下来，而后搁笔说道：“如果中国出于维护朝鲜和越南的利益，而选择放弃自身利益，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，何况国家间最终还是要靠利益维护，有利则来，利尽则散，过去我国在这方面就吃了许多亏。”
“那些都是教训啊。”主席颇为感叹的说道：“就拿朝鲜来说，苏联一口气给了朝鲜二十多亿卢布的援助，派出的顾问和专家包括技术人员一万多人，让朝鲜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，这一点中国是不能比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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