举人已不再是普通的读书人，而是名副其实的“举人老爷”，并且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。
虽然不能像进士那样有机会直接进入翰林院或授任知县等要职，但可以通过“大挑”或“截取”等途径，被选任为知县、府学教授、州县学正等中低级官员。
历史上不少名臣都是这样的出身。
其次就是显著的经济与社会特权以及极高的地方威望。
举人在家乡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。
新任地方官到任，按惯例必须拜访当地的致仕官员、举人、进士，以示礼贤下士和寻求地方支持。
他们在调解纠纷、兴修水利、倡办义学等地方公共事务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，是联接朝廷命官与乡土社会的重要桥梁。
因此，那些能够出现在京城客栈里的举人老爷们绝非等闲之辈，他们早已脱离了“穷酸”的范畴。
在动身进京参加会试之前，他们所在的家族、宗族，乃至县衙、地方士绅，往往会共同凑集一笔颇为丰厚的盘缠。
这笔钱足以支持他们在京城数月乃至半年的体面生活。
比如租赁一处不错的客房，支付日常用度，甚至还有余钱用于交际应酬、购买书籍、拜访座师同年。
此外，京城之中，还有遍布各处的同乡会馆。
这些会馆由旅京的同乡官员、商贾出资兴建或赞助，其主要功能之一，便是为进京赶考的本籍举子提供价格低廉甚至免费的住宿，并时常组织文会、提供备考信息，形成一股强大的乡土互助力量。
像著名的湖广会馆、安徽会馆、绍兴会馆等，每逢大比之年，都是人头攒动，乡音缭绕。
当然，世事无绝对。
毕竟这里可是京城，纵然是举人老爷，若出身寒微，家族及地方资助有限，或是本身不善理财，到了这天子脚下也可能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。
但这并非普遍现象，更多是源于个人际遇或不善经营，而非举人身份的常态。
总而言之，腊月的北京城，因这些提前到来的举人老爷们而平添了几分文雅与期待的气息。
他们或闭门苦读，或相互拜访、切磋制艺，或流连于琉璃厂的书肆，为来年二月那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抡才大典，做着自己最后的准备。
客栈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，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墨香与一种紧张的期盼。
对于朝廷而言，这也意味着癸未科会试的筹备工作，即将进入最关键的冲刺阶段。
礼部的官员们，早已开始为安排考场、遴选同考官等繁琐事务而忙碌起来。
一场牵动天下士林目光的盛事，正在这寒冬里悄然酝酿。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悄然间又来到了腊月。
崇祯的万寿圣节将至，紧随其后的便是举国欢庆的春节，宫廷内外虽已开始筹备各项庆典事宜，但在这银装素裹之下，京城却比往日更多了几分肃穆与静谧。
就在这一日，天色阴沉如暮，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而下，将官道、田野、村落尽数染成一片混沌的银白。
距京城德胜门外约二十里处，一支约摸五百人的队伍正顶着呼啸的北风和迷眼的雪沫，在几乎被积雪淹没的官道上艰难跋涉。
车轮碾过深厚的积雪，发出沉闷而吃力的“嘎吱”声，骡马喷出的热气瞬间凝成白雾随即便被寒风撕扯消散。
护卫的兵士们裹紧了厚重的棉甲，帽檐和肩头都落满了雪，眉毛胡须上也结了一层细密的冰霜，他们沉默地护卫着队伍的核心，那是几辆看起来颇为坚固的马车。
居中的一辆马车尤为宽大，车厢以厚重的棉帘遮挡得严严实实，拉车的四匹健马也显得格外神骏。
相比于外面的天寒地冻，车厢内却是另一番天地。
只见角落里一个小小的紫铜兽首炭盆烧得正旺，散发出融融暖意，将外间的酷寒彻底隔绝。
一位身着二品锦鸡补子绯色官袍、外罩玄狐皮大氅的中年官员正靠坐在铺着厚厚软垫的车厢内，手中捧着一卷《资治通鉴》。
只是他似乎并未专心阅读，目光不时投向微微晃动的车帘，仿佛能穿透厚重的帘布看到那近在咫尺的京城轮廓。
此人面容清癯，目光深邃，颌下三缕长须修剪得整整齐齐，虽经长途跋涉，眉宇间却难掩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期待。
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刚卸任辽东督师、奉诏紧急返京的洪承畴！
早在一个月前，朝廷的邸报和兵部的文书便已抵达辽东，正式任命了新的辽东总督接替他的职务。
洪承畴也终于可以卸下千斤重担奉旨回京了，等待他的将是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！
入阁参预机务，成为人人仰望的内阁辅臣！
一想到自己即将踏入那座象征着帝国权力核心的文渊阁，与薛国观、范景文等重臣平起平坐参与决定天下大势，洪承畴的心潮便难以平静。
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冠，深吸了一口车厢内温暖的空气，试图平复那颗因憧憬而有些加速跳动的心。
在这支队伍的中后部，还跟着十余辆较为普通的骡车或马车。
这些车辆远不如洪承畴的座驾舒适，车厢狭小，保暖也差，里面挤挤挨挨地坐着一些书生打扮的年轻人。
他们便是此次随洪承畴一同从辽东赶来，准备参加明年癸未科会试的举子。
辽东初定，文风渐复，但毕竟历经战乱，文教基础相对薄弱，今年能有资格进京赶考的学子拢共也不过八十余人。
洪承畴体恤他们路途遥远，天寒地冻，加之关外不太平，便下令将他们聚集起来，由自己的督师卫队一并护送入京，既保证了安全，也显朝廷恩典。
然而这些辽东学子的待遇，自然无法与督师大人相提并论。
他们多是三三两两挤在一辆车里，依靠彼此的体温和有限的棉被抵御严寒。
车厢四面透风，炭盆更是奢望，只能紧紧靠在一起搓手跺脚。
窗外是茫茫雪原，路途颠簸，对于这些大多初次远离家乡的年轻士子而言，这趟旅程无疑是艰苦的考验。
天气酷寒，路面湿滑难行，连骑马都极为危险，只能困守在这移动的“冰窖”之中。
“看！前面！是京城！我们到了！”
突然，队伍前方传来一声充满惊喜的呼喊，穿透了风雪的呼啸。
挤在车里的学子们闻声，纷纷挣扎着探出头来，不顾寒风如刀割面，极力向远方望去。
只见在漫天飞雪的尽头，一片巍峨雄壮的灰色城墙轮廓如同蛰伏的巨兽，逐渐清晰地映入眼帘。
那高耸的箭楼、绵延的雉堞、以及隐约可见的城门轮廓，无不昭示着大明帝国中枢的威严与宏伟。
“到了！真的到了！”
“京城！这就是天子脚下！”
一时间，学子们忘却了寒冷与疲惫，爆发出阵阵欢呼，冻得通红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与憧憬。
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，这是生平第一次来到京城。
想到即将踏入这座传说中的皇城，参加那决定一生命运的科举大典，一旦金榜题名，便能留在这繁华之地成为朝廷命官光宗耀祖，如何能不令人心潮澎湃，欢欣雀跃？
然而在这片欢腾的气氛中，却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。
他们缩在一辆马车的角落，并未随众人一起欢呼，反而眉头微蹙，眼神中交织着紧张、忐忑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
若是有心人仔细观察，便会发现他们的相貌与周围的汉人同窗有着细微却关键的差异。
他们的颧骨略显高耸，眼型更为细长，眼角微微上挑，甚至连鬓角处的发际线也显得有些特别。
倘若摘下他们头上的儒生方巾，便会惊异地发现他们头顶的发式既非汉人传统的束发绾髻，也非建奴标志性的“金钱鼠尾”辫，而是一种颇为奇怪的模样。
非要形容的话，就像是将头发全部剃光后，新长出的短发勉强梳理整齐，却又因长度不足而显得有些参差，正处于一种过渡状态，类似于后世的一种发型。
这显然是仓促改变原有发式留下的痕迹。
事实上，这两人的身份确实非同一般。
他们并非汉人，而是来自关外的女真人。
其中那个身材高瘦、面容带着几分关外风霜痕迹的，原本的女真名字叫五十七。
这个名字在汉人听来或许有些可笑甚至随意，但在当时的满人社会中却十分常见，许多平民百姓会以出生时祖辈或父母的年龄作为名字。
如“七十二”、“八十三”等，充满了质朴的民俗气息。
为了融入汉地，他根据“五十七”的谐音，取首字“五”的同音字“吴”作为姓氏，并为自己取了一个颇具儒家色彩的汉名“守仁”，寓意恪守仁德，故其汉化名为吴守仁。
另一个身材矮胖、面色红润的，原名叫萨炳阿。
他则完全舍弃了原有的名字，选择了“常”这个常见的汉姓，并取名“永安”，寓意长久平安，汉化名为常永安。
看到此处，或许会有人感到极大的震惊与不解。
这两个家伙居然是女真人？
他们竟然也读书识字？
难道他们也是举人？
这次也是来参加大明的科举考试？
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？
然而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
他们还是女真人，同样也是举人，而且也是来参加这次科举的！
原来自皇太极即位以来，为了巩固统治、吸纳人才，也开始注重文教，并效仿明朝制度，在其控制区域内举行了简单的科举选拔。
虽然规模、规范远不能与明朝相比，但确实也找到了不少人才。
因此在辽东的部分女真部落中，尤其是与汉人接触较多的区域，读书习文的风气也确实开始悄然兴起。
然后，朱慈烺经过松锦之战收复了大片失地，其中包括了许多原居于当地、并非主动追随皇太极的部族人口。
为了分化瓦解，朝廷将这些归附的居民明确划分为“归化女真”或“熟女真”，与那些坚持对抗的建奴彻底区分开来。
而这些归化女真中，亦有少数接触过文墨、仰慕汉文化者。
第442章 就算参加科举，女真人也不能考中啊！
当洪承畴在辽东稳定局势后，为安抚人心、推行王化，奏请朝廷批准，在辽东都司所在地尝试恢复了因战乱中断多年的院试和乡试。
吴守仁与常永安便是凭借其掌握的汉文知识，通过了这些考试，取得了举人功名，从而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。
这场开科取士，是洪承畴经略辽东、推行“以文绥远”策略的重要一环，意在向新附之民示以怀柔，表明朝廷一视同仁、唯才是举的态度。
办法虽然有些老套，但却十分有用！
然而，当最终中举的名单呈送到洪承畴案头时，连他自己也感到几分意外。
他虽有意广纳人材，却也没料到竟真会有女真人能够脱颖而出，而且一次就是两人！此事可谓前所未有。
尽管大明朝廷中并不乏其他民族出身的官员，如万历朝抗倭援朝的名将麻贵，又如当下镇守宣府的著名女总兵秦良玉，再比如满贵。
但这些多为军功晋升或因土司制度而来，通过正规科举考试，尤其是进士科，步入大明官僚体系的少数民族士子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而女真人情况尤为特殊。
朝廷上下，从皇帝到普通士大夫，对女真人的观感与其他少数民族截然不同，只因双方积怨太深，辽东战事绵延数十年，血仇难解。
尤其是那些秉持“华夷之辨”、“严夷夏之防”传统观念的清流官员，他们大概率会坚决反对允许女真人参加科举，认为这是引狼入室，恐其窥探中原虚实，甚至混入权力核心，贻害无穷。
但洪承畴久历封疆，深谙权变与治理之道，他对此事的考量，则更为务实和长远：
首先从稳定新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，辽东新复，百废待兴，人心浮动。
若对归化女真采取纯粹排斥、防范的政策，无疑会加深隔阂，激化矛盾，与战后安抚人心、巩固统治的目标背道而驰。
反倒是允许其中仰慕华风、愿守明制者通过科举晋身，正可示之以宽大，诱使其归心。
其次朝廷一直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“用夏变夷”的传统策略，简单来说就是明朝对边疆民族一贯推行同化政策，并非一味排斥。
因此洪承畴认为，关键在于设定明确的“归化”标准。
对于像吴守仁、常永安这样的女真士子，必须要求其表现出彻底汉化的决心和事实。
比如改用汉姓汉名，这是最外在、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转变标志，意味着与旧有部族身份的切割。
其次习读儒家经典，必须精通四书五经，接受并认同汉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体系，这是文化认同的核心。
遵守明朝衣冠、礼仪、律法：在服饰、发式（虽处于过渡期）、行为举止上完全遵从大明规制，生活方式上彻底“汉化”。
再者就是有可靠的担保和纳入户籍，需有当地官员或士绅担保其身份清白、归化诚意，并将其编入大明的里甲户籍系统，接受官府管理。
但很明显，能考中举人，他们都已经达到了这些要求。
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曾颁布诏令，言道：
“蒙古、色目人既居我土，即我赤子，有才能者一体擢用。”
简单翻译一下就是：
蒙古人和色目人既然已经居住在我们的土地上，那么他们就是我们的子民。
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，无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，都应该一视同仁地提拔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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