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，“咱们士绅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说是朝廷的人吧，朝廷从来没真把咱们当自己人——顺治年间的奏销案，康熙年间的哭庙案，杀的就是咱们这样的人。说是百姓的人吧，可吃的穿的，又都是祖宗留下的田产，是百姓交的租，到了长毛作乱，杀得还是咱们这样的人。”
他看着儿子：“两头都不靠，可两头都得靠。这就是士绅的命。”
启超听着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。
“父亲……”
“你听我说完。”梁宝瑛摆摆手，“我让你去考科举，让你去做官，不是指望你封侯拜相，光宗耀祖——当然，真有那一天也好，可我心里真正指望的，是你到了那个位置上，能给咱们，多留一条路。”
他指了指门外：“将来不管是谁坐天下，是皇上还是首相，是朝廷还是别的什么，甚至哪怕是那个陈九，咱们得让人家用得上。用得上，就能活下去。活不下去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他盯着儿子的眼睛：“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启超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点头。
“懂。父亲的意思是——爬上去，占住权，守。”
“守。”梁宝瑛点点头，“守祖宗留下的这点根基，守读书人这条路，守着，等。”
“等什么？”启超问。
梁宝瑛没答，目光又落在天井里那片斜阳上。
“等你想明白，到底该怎么走。”
他轻声说，“儿子，你比我有出息，比我们这辈人都聪明。可聪明人，容易走得太快，死在路上，给后人点灯。
有时候，走慢一点，等等后边的人，等等那些跟不上的人，反而能走得更远。”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儿子的肩膀。
“去吧。收拾收拾，明天卯时，船在江门等你。”
启超站起来，朝父亲深施一礼，转身往后院走去。
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停住，回过头。
“父亲，您刚才说——士绅是朝廷和百姓中间的那层皮。那要是，朝廷不在了呢？”
梁宝瑛愣了一下。
祖厅里静了很久。
“那就……”
他慢慢开口，随后又闭上嘴，“等你做了官，或许你就懂了。”
梁宝瑛摆摆手：“去吧。”
供桌上的香，燃尽了最后一缕青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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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的北京，风沙犹带寒意。
梁启超站在宣武门外一家拥挤的会馆院子里，仰头望着灰蒙蒙的天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
会试放榜了。
他没有中。
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。
十七岁中举，乡试第八名，主考官李端棻对他青眼有加，甚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——一切都顺遂得如同戏文里的才子佳人故事。他以为进京会试不过是走个过场，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，人生本该如此。
然而落第的结局，像一记闷棍。
“莫在风里站着啦。”
同乡的举子从屋里探出头来，“仔细吹坏了身子。”
梁启超勉强笑了笑，转身进屋。
屋里炭盆烧得正旺，几个广东同乡围着火盆闲话，见他进来，都知趣地避开了话题。梁启超在角落坐下，从行囊里摸出一本书，是临行前在广州书坊随手买的《瀛寰志略》。
“地形如球，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……”
泰西人分为四土，曰亚细亚、曰欧罗巴、曰阿非利加、曰亚墨利加……五大洲，数十国，有英吉利，有法兰西，有美利坚，有俄罗斯。那些陌生的国名像星星一样在他眼前闪烁。
“这书有趣？”同乡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嗤笑道，“不过是夷人的玩意儿，看它作甚。卓如，你还是专心温习，三年后再战，何愁不中？”
梁启超没有答话。他继续翻着书页，
看着看着，会试落榜的失落，在这一刻忽然淡了许多。
三月初，梁启超收拾行囊，踏上了南归之路。
马车辘辘驶出永定门，他回头望了一眼北京城的轮廓。
这座古老的帝都，他还会再来的。
..................
舟车劳顿，半月后抵达上海。
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。
他本打算歇脚两日便换船回粤，谁知一脚踏入租界，便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
这里有太多洋人，有太多新奇的东西，连街上的苦力都和别处不一样。
这座站在洋务浪头的城市，跟广东、跟新会、跟北京，都有太多的不一样。
在这里，《公报》是禁不住的，甚至还有英文版，租界里随处都能买到。
在这里，会党是堂而皇之满大街走的，甚至满脸都是自豪，见了洋人也不让，老百姓也不躲。
在这里，租界有两条街是陈氏的，开满了各色商号，里面琳琅满目都是南洋的、美国的商品。
那是笔直的大街，比他见过的任何街道都宽，甚至上海也是，
路面压得平平整整，两边是两层、三层的洋楼，红砖清水墙，窗户又高又大，玻璃擦得亮晶晶的，朝阳照上去，反着金灿灿的光。
街上走着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穿长衫的，有穿西装的，有缠头的印度人，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撑着阳伞走过去。
他沿着街往前走，越走越觉得恍惚。
街边的店铺一间接一间，招牌上的字他都认得，可那些字凑在一起，却让他觉得陌生。
南洋烟草公司，煤油代理，暹罗大米，金山稻米，金山橙。
有一家铺子门口堆着一袋袋糖，伙计正在拆包，那糖比广东本地的土糖细得多。
旁边一家铺子卖的是煤油，铁皮桶码得整整齐齐，桶上印着洋文，门口蹲着一只硕大的铁皮油桶，漆成红色。
再往前走，一间铺子，橱窗里摆着各色花花绿绿的铁盒、纸盒，盒子上印着穿洋装的女人和古怪的字母。一个穿着长衫的伙计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支白色的细棍子，正递给一个穿西装的客人。那客人接过来，划了根火柴，点着了，放进嘴里，吸了一口，白色的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。
香烟。
梁启超在《公报》上读过介绍，说是美国人发明的新奇玩意儿，一根纸卷的烟丝。
他继续往前走，人群越来越密。有挑着担子卖吃食的，有推着独轮车送货的，有赶着马车经过的。街边还有卖水果的摊子，摆着些他没见过的东西——表皮疙疙瘩瘩的，伙计说是美国来的番荔枝，还有一串串黄澄澄的、比香蕉小得多、甜得发腻的果子，说是吕宋蕉。
除了这些，还有美国人的“老虎牌”煤油灯、吕宋雪茄、夏威夷菠萝罐头，品类繁多，样样生意都很好。
走着走着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一条宽阔的江面横在面前，江水黄浊，对岸是稀疏的田野和村庄。可近处这一边，却是另一番天地——码头用大块条石砌成，宽得能并排跑好几辆马车，泊着一溜儿大大小小的轮船，烟囱里冒着黑烟。
码头上堆满了货包，有麻袋的、有木箱的、有铁桶的，成百上千个脚夫像蚂蚁一样穿梭搬运。
最引人注目的，是码头边立着的那座大楼。
三层高，红砖墙，白色的石雕装饰，尖尖的屋顶，窗户上头还雕着花儿。正门上方，镌着六个大字，
中华通商银行。
梁启超站在楼前，仰着头看了好一会儿。
这楼比他在广州见过的十三行还气派。门口站着几个穿制服的洋人守卫，进进出出的人，有穿长衫的商人，有穿西装的外国人，还有几个穿短打的伙计抱着账本匆匆而过。门一开一合，里面透出暖黄的灯光，能看见里头的大理石地面和高高的柜台。
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。
"咱们士绅，是朝廷和百姓中间的那层皮。"
可这里呢？
这里似乎看不到什么朝廷的痕迹，可是一切都有章程，一切都有规矩。
他在码头边站了很久，
一个念头忽然钻进脑子里，怎么赶也赶不走——
父亲说，士绅得守着，等那条路。
可要是，这世上本来就有另一条路呢？
不是朝廷的路，不是洋人的路，不是老旧的路，是别人已经蹚出来、正在走的路。
那个渔民的儿子，那个新会县秘而不宣却大名鼎鼎的人，让洋人害怕的人。他在这儿，盖了楼，开了银行，有了自己的街道，码头，自己的巡捕，自己的百姓。
这算什么呢？
不算朝廷的，不算洋人的，那算什么？
梁启超不知道。
可他知道一件事——
他想进去看看。
数日后，他登上南下的轮船。
船行海上，浪涛拍打着船舷。梁启超站在甲板上，望着茫茫大海，
此行是去拜访康有为。
那是他常听身边的举子说起过的。
有人说康有为是个狂生，敢向皇帝上书言事，请求变法；有人说他学问渊博，贯通中西，讲学很有名堂。
船头劈开浪花，向着广州驶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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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，云衢书屋。
康有为正伏案疾书，案头堆满了文稿。那是他正在撰写的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他要证明，那些被历代奉为经典的古文经，全是刘歆伪造的赝品。
门外传来脚步声。康有为头也不抬，依旧奋笔疾书。
“先生，有客来访。”弟子陈千秋在门外禀道。
“何人？”
“是学海堂的梁启超，梁卓如。他听我说起先生的学问，想来拜见。”
康有为搁下笔，抬起头来。梁启超这个名字，他听说过——十七岁中举，岭南神童，学海堂的高材生，四季大考皆第一。
“请。”
梁启超走进书房时，看见的是一个浓眉大眼、气宇轩昂的中年人。康有为不过三十二岁，但眉宇间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概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梁启超依照礼数，恭敬地作了一揖。他本是自负之人，但在这人面前，不知为何竟有些忐忑。
“先生……”
“坐。”康有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“千秋说你从京师回来？会试如何？”
梁启超苦笑：“落第了。”
“落第？”康有为忽然笑了，“落第好啊。”
梁启超一愣。
“你中了举人，便以为学问到家了？”
康有为的语气毫不客气，“你在学海堂学的那些，是什么东西？训诂考据，词章义理，三百年来，那些所谓的经学大师，除了在故纸堆里打转，还做过什么有用的事？”
梁启超脸色微变。
他十五岁入学海堂，数年苦读，四季大考皆第一，引以为傲的学问，竟被这人说得一文不值。
康有为却不理会他的神情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天下大势，你可知晓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不过三十年前的事；日本人明治维新，二十年间便强盛起来，虎视眈眈，更不要提俄国人，法国人狼子野心——这些，你在学海堂可曾学过？”
梁启超默然。
“你读过西书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