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些年，刀口上舔血，身上大大小小的伤，积攒到现在，也是该找上门的时候了。正常的。”
他咳嗽了两声，林怀舟递过一杯温水，他喝了一口，润了润嗓子，才继续说道：“别担心。更何况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反倒是好事。”
他指了指窗外，
“英国人现在盯死了我。荷兰人更是恨不得把我扒皮拆骨，我这副病恹恹的样子……他们看了，反倒放心。”
简单寒暄了几句，陈九的神色突然黯淡了下来。
“还有件事……本来想信里说，但怕你们受不住。”
陈九垂下眼帘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阿萍姐……月前已经走了。”
屋内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陈阿福整个人僵在那里，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。
陈九没看他们，只是对林怀舟招了招手。林怀舟转身，从柜子里捧出一个蓝布包袱，轻轻放在榻上打开。
里面是两双千层底的黑布鞋。
针脚细密，鞋帮纳得厚实，一看就是用了十二分的心思。
“这是她亲手缝的。”
陈九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布鞋的边缘，
“她说，阿福和小安在外面跑，脚下得有根。她说她没本事，帮不上大忙，只能给你们做双鞋，让你们走得稳当些……”
陈安捧起那双鞋，把脸埋进鞋里，一声不吭。
“好了。”
陈九的声音恢复了几分威严，“先说正事。我听说了，上海的局势一日三变，你们突然赶回来，不说清楚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陈阿福强忍着悲痛，开始汇报国内官督商办的进展，以及上海的银潮。
陈九听得很认真，偶尔插一两句。
等到阿福说完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身子向后靠去，眼神变得有些飘忽。
“阿福啊……”
陈九突然开口，声音有些缥缈，“刚才听你说话，我突然想起了咱们在甘蔗园的时候。”
“那时候，咱们什么都没有。每天累得像狗，晚上躲在窝棚里，你还要编蛐蛐。”
“那时候，小哑巴还会画画……”
“记得，九哥。”
“是啊，一晃眼，这么多年了。”
陈九感叹道，“如今，你都能独挡一面，跟李鸿章大人的幕僚谈生意，跟美国的洋鬼子周旋了。”
“小安也掌刑堂几年了，堂中大小事我都没怎么管过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变得复杂起来：“阿福，你知道我这几年，为什么慢慢清退手底下那些跟着咱们起家的老人吗？”
陈阿福愣了一下，低下头：“我知道，在旧金山堂里，我听闻有些老人私底下……是有怨言。说九哥心狠，富贵了就忘了那帮老兄弟。”
“我不怕他们怨我。”
陈九摇了摇头，“这十年，我大力推行教育，建义学。可是……毕竟咱们起家的时候，遍地都是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，多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
那帮老兄弟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让他们拿刀砍人行，让他们看账本、看契约、看洋人的法律，那是真的不行。”
“振华学营是军官学校，没那么多时间从白丁开始教育，每一期招人都很困难，这大清的百姓，读过私塾的少之又少。”
“时代变了，阿福。”
陈九看着自己那双枯瘦的手，“以前咱们靠拳头，靠命去拼。往后……是要靠脑子，靠学问，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去拼。接受教育的程度，决定了能走多远。我不能因为念旧情，就让这艘船沉在老人手里。”
“所以，我必须得狠下心，慢慢看着，让那些接受过好教育的、懂洋文、懂格致、懂法律的年轻人出来做事。”
他看着陈阿福和陈安，目光殷切，“就像你们，虽然读得晚，但一直在学，这就很好。”
“上海的事，”
“我可以给你们意见，给你们情报，帮你看清这里的利害。但是，最终的决定，我希望你们自己做。”
他伸出手，再次握住两人的手，掌心的温度微凉，却充满了力量。
“你们长大了，该学会掌舵了。只是有一条……”
陈九的眼神变得无比郑重，
“做生意也好，做人也罢，不要赌性过重。我出头的时候，只能赌，你们也清楚，死了多少人。赢了一次，或许能翻身，但只要输一次，就是万劫不复。身后的路，是无数兄弟的血肉铺出来的，每一步，都要踩实了。”
“法军，这个月，已经北上了。”
“上海的事，要稳住基本盘。”
第44章 傲慢的远征（一）
1882年3月18日
法属西贡，总督府。
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坛正如走马灯般变幻，茹费理内阁虽已倒台，但扩张主义的思潮依然在国内政坛徘徊。
来自巴黎的电报的内容含糊其辞，
既要求“扩大法国在北圻（东京）的影响力”，又警告“务必避免与清帝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”。
电报来自海军部长，内容简短却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暗示：
“关于北圻局势，政府授权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《1874年条约》的执行。然而，鉴于突尼斯战事后的财政压力，议会未必支持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。希望你... 谨慎，且勇敢。”
“谨慎，且勇敢。”
维莱总督冷笑了一声。
这就是巴黎官僚的典型做派——既想要富饶的红河三角洲，又不想承担战争的责任。
如果赢了，是法兰西的荣光。如果输了，就是前线指挥官的鲁莽。
荷兰指挥官的前车之鉴在整个南洋都让人心生畏惧。
门被推开了，海军上校亨利·李维业大步走了进来。
55岁的李维业与其说是个军人，不如说是个穿错了制服的巴黎文人。
他写小说，做法兰西学院的梦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忧郁的玩世不恭。
他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官，在巴黎文学界，他曾是和杜马父子谈笑风生的小说家。
然而，文学的虚名未能满足他对名利的渴望，他需要一场战争，一场像拿破仑远征埃及那样充满异域色彩的征服。
建功立业，为帝国建立功勋，不如写小说来的心潮澎湃？
“总督阁下，”
李维业摘下海军帽，敬了个礼。
“阁下，帕尔塞瓦尔号和德拉克号已经待命。只要您签字，三天后我就能出现在红河口。”
维莱转过身，盯着这位即将决定殖民地命运的军官：“亨利，你要想清楚。
如果你开了第一枪，就没有回头路。还记得弗朗西斯·加尔尼埃吗？九年前，他的头颅就是被黑旗军挂在河内的城墙上。”
弗朗西斯·加尔尼埃，这个名字在南洋的法国人，没人会忘记。
9年前（1873年），那位激进的探险家在河内城下被黑旗军斩首。
他的死，既是法国人的耻辱，也是他们再次北上的借口。
李维业郑重回答，“阁下，我不会犯以往的错误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既成事实永远是最好的外交手段。”
维莱敲打着桌面，再次看了一眼桌子上的1874年《西贡条约》。
法国人指责越南朝廷违反条约，暗中向清朝寻求册封，并纵容黑旗军骚扰红河上的法国商人。
“我再给你补充一些陆战队，”
维莱终于下定决心，“名义上，你是去加强河内领事馆的防御，去驱逐海盗。
你的任务是威慑，是展示三色旗的力量。至于是否开火……”
总督停顿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“那取决于现场的情况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搞砸了，巴黎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，而我会声称从未下达过进攻命令。”
两人心照不宣。所谓加强防御，不过是外交辞令。
真实目的是为了红河。
国际局势正处于微妙的平衡点。
英国人刚刚在缅甸站稳脚跟，德国的商船频繁出入海防港。
红河是通往云南这一潜在巨大市场的黄金水道。
谁控制了红河，谁就控制了中国西南的咽喉。而顺化朝廷（阮朝）为了抵制法国，正在暗中资助刘永福的黑旗军阻断航道，这让法国商人损失惨重。
“听着，亨利。”
“……如果机会出现了，我不希望你错过。”
李维业接过命令书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会给巴黎带回一个行省，或者，给他们带回一具尸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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舰队出发了。
这是一支精干的的特遣队。
旗舰是护卫舰德拉克号，紧随其后的是帕尔塞瓦尔号。
为了适应红河浅滩的航行，李维业还调集了两艘轻型炮舰。
随船搭载的，除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外，还有整箱整箱的步枪子弹和几门机关炮。
3月28日，舰队驶入北部湾。
在军官餐厅里，李维业正与他的副手们推演着战局。
“根据情报，河内城是由当年嘉隆皇帝请法国工程师设计的，典型的沃邦式要塞。”
一名参谋指着地图上的星形堡垒说道，“城墙厚度超过三米，护城河宽二十米。如果强攻，我们这点人连填护城河都不够。”
李维业摇了摇头，
“先生们。别再用拿破仑时代的思维打仗。
看看咱们的船，看看我们的线膛炮。对于亚洲的旧式军队来说，战争不是靠人头堆出来的，是靠心理防线的崩溃。”
4月2日，法军舰队抵达海防。
这里是红河的门户。
法国领事和几名神父早已在码头等候。他们带来了最新的情报：河内城内人心惶惶，总督黄耀正在加固城防，但他手下的士兵大多拿着老旧的枪，甚至还有大刀和长矛。
更关键的情报来自一位常驻河内的探险家。
他私下告诉李维业：“越南人怕的不是你们的人数，而是你们的炮艇。只要那黑色的烟柱出现在红河上，他们的抵抗意志就会消减一半。”
李维业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：
“这一路上的风景极其单调，灰色的天，浑浊的水，以及岸边那些像蚂蚁一样惊恐的土著。但我能感觉到，这浑浊的河水下流淌着黄金。我们是来开启一个时代的，无论用钥匙，还是用铁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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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2年4月3日。
河内，北门外红河水面。
法军的蒸汽战舰喷吐着滚滚黑烟，逆流而上出现在河内城外的水面上，整个城市都开始惶恐。
对于河内总督黄耀来说，这是噩梦成真的一刻。
黄耀，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，科举出身，忠君爱国。
他又何尝不知法军此来的目的绝非善类。
站在河内高大的城楼上，透过单筒望远镜看着远处江面上的那些钢铁巨兽，如何不让人胆寒。
城墙上的几门青铜炮显得如此苍老无力。
整体的军备实力落后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