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您是想效仿英国人，以商业为先导，以武力为后盾，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去扶植一个代理人，建立一个属于南洋华人自己的……保护国？”
董其德转过身，镜片后的目光灼灼地盯着陈九，
“我猜的可有错？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法属交趾支那，西贡
西贡河口水面上，法国海军的炮舰静静地泊着，
海军上校里维埃独自站在舰桥上，手中的单筒望远镜扫视着远方模糊的海岸线。
这片土地，连同它的沼泽、丛林、稻田，以及生活其上的人民，在他的视野里，不过是一张等待绘制的地图。
里维埃并非传统的帝国军人。
他已经五十多岁，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但他的职业生涯大半是在写作和新闻业中度过的。
他写过诗歌，写过戏剧评论，在巴黎的沙龙里也曾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。
然而，普法战争的惨败像一根毒刺，深深扎进了他那一代法国人的心里。
国家的屈辱点燃了他被文艺掩盖的军人荣誉感，他选择重返海军，并狂热地投身于殖民扩张事业，试图用海外的胜利来洗刷欧洲的失败。
交趾支那，对他而言，既是流放地，也是机遇之地。
“上校。”
年轻的副官，出现在他身后，双手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。
“总督府的马车已经在码头等候。总督希望在今晚的宴会上，亲自听取您对东京（Tonkin，越南北部）地区的勘探计划。”
里维埃接过咖啡，抿了一口，
“勘探？”
他轻声重复着这个词，声音里充满嘲讽。
“一个多么文明的词。我们何必这样欺骗自己。”
中尉沉默着，不敢接话。
他知道上校的野心远不止总督府授权的“确保红河航道畅通”那么简单。
几天前，一艘从马赛驶来的邮轮带来了一封加密信件，来自巴黎的“东京事业促进会”。
这个由议员、银行家和工业巨头组成的团体，已经对殖民地政府的谨慎和拖沓感到极不耐烦。
他们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图景：打通红河，法兰西的商品就能长驱直入，抵达中国云南的腹地，换回那里的锡、铜、生丝和鸦片。
这条黄金水道，将为法兰西带来无尽的财富。
而挡在这条黄金水道上的，是名义上统治着此地的越南阮朝，以及一股更为棘手的力量——盘踞在红河上游山林中的黑旗军。
他们的领袖刘永福，是一个让法国殖民者闻风丧胆的名字。
这支由太平天国残部和当地豪杰组成的武装，时而接受越南朝廷的节制，时而与清政府眉来眼去，他们作战勇猛，熟悉地形，是法国向北扩张的真正障碍。
“总督是个谨慎的政客，”
里维埃仿佛看穿了年轻副官的心思，他转过身，靠在栏杆上，
“他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，避免任何可能引发与清国全面战争的风险。但他不懂，帝国的事业，从来不是在办公室里用墨水写成的，而是在前线用鲜血和钢铁铸就的。”
里维埃的计划，在他脑中已经演练了千百遍，大胆、直接。
他将以“保护法国商人和传教士免受海盗侵扰”为借口，率领一支由主力炮舰和几艘小型蒸汽船组成的舰队，沿红河北上。
他要在河道上制造摩擦，挑起与越南官方或黑旗军的冲突。
只要第一枪打响，事态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
届时，巴黎那些在议会里争吵不休的政客们将别无选择，只能授权增兵，将整个东京地区纳入法兰西的版图。
他已经为这次“勘探”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私下里，他与西贡最大的贸易商之一，杜布瓦先生见过数次面。
杜布瓦是个典型的殖民地投机商人，肥胖的身体里塞满了贪婪。
他为里维埃的舰队提供了补给，并承诺，一旦东京地区“稳定”，他将利用自己在巴黎商会的关系，为里维埃争取“东京总督”的职位。
作为回报，里维埃许诺他拥有新占领区内矿产和铁路的优先开发权。杜布瓦甚至为里维埃精心“搜集”了一系列法国传教士在当地“受迫害”的证据，真假难辨，但这足以成为完美的开战借口。
“准备一下，加尼埃，”
里维埃将空咖啡杯递给副官，“至少，我们需要让总督大人相信，我们的红河之旅，只是一次商业考察，不要引起他们这些保守派的警惕。至于开战的时机，由我们海军自己来定！”
中尉只能低头称是。
第65章 南洋一八七九
一八七九年初，苏门答腊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。
雨水无休止地倾泻下来，将整个德利种植园泡成了一片巨大的烂泥塘。
烟草田里的积水映着昏暗的天光，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。从高脚搭建的“长屋”望出去，天地间只剩下灰与绿两种颜色，单调得让人心慌。
阿茂蜷缩在长屋角落里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铺位上，借着从木板缝隙透进来的微光，又一次清点着他藏在竹筒里的“钱”。
那不是真正的钱。是种植园自己烧制的陶瓷币，圆形，土褐色，中间有一个方孔，一面印着种植园的荷兰文缩写“DM”，另一面印着代表面值的数字。
工头们管它叫“公司钱”，猪仔们则私下里叫它“瓦片”。
这种瓦片，在种植园的范围之外，连一块像样的番薯都换不来。
但在这里，它是命。每天六七个时辰的苦役，换来的就是这么一两块冰凉的瓦片。
用它，可以在种植园内的“吉歹”（Kedai，马来语商店的意思）里，买到贵得离谱的米、咸鱼干、烟草，甚至是能让人短暂忘记痛苦的鸦片膏。
有个读过书的劳工私下里说，这种只能在种植园里使用的瓦片是控制他们的恶毒手段，是拴在他们每个人脖子上的缰绳，可他们没得选。
说完这句话，那个劳工没几天就病死了。
阿茂的竹筒里，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。
他今天没有数，只是用手掂量着那沉甸甸的分量。
这分量，是他用八年的血汗换来的。
八年，两千九百多个日夜，他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牲口，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：天不亮就起床，喝一碗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，然后跟着大队人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烟草田。
育苗、除草、施肥、捕虫，最后是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娇贵的烟叶。
头顶是能把人烤干的烈日，脚下是能吞噬脚踝的滚烫泥土，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烟草叶的辛辣和各种蚊蚋飞虫。
监工不是本地的爪哇人就是巴塔克人，是荷兰人的狗，他们手里的藤鞭从不认人。
任何一点怠慢，换来的就是一顿皮开肉绽的抽打。
阿茂的背上，永远都是旧的鞭痕叠着新的。
他吃的，永远是定量的糙米饭，配一小撮盐和几条指甲盖大小的咸鱼干。
那鱼干又腥又咸，仿佛是用海水直接腌的，但那一点点咸味，却是补充体力的唯一来源。
雨季的时候，能分到一些咸菜，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
喝的，就是从附近河里打来的生水，里面混着泥沙和不知名的虫卵，喝下去常常会闹肚子，一泻千里，人就虚脱了。
很多人不是累死的，而是病死的。
痢疾、霍乱、疟疾，像无形的镰刀，每天都在这群猪仔的头顶盘旋。
他们的种植园似乎永远都在招工，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新的。
住的“长屋”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、四面漏风的棚子，用几根粗大的坤甸木撑起来，离地几尺高，为了躲避潮气和蛇虫。
屋顶铺着厚厚的亚答叶，雨下大了，外面大下，屋里就小下。
一个屋子要住四十多个男人，密密麻麻挤在通铺上。
空气里永远都是汗臭、脚臭，和那股挥之不去的死人味。
夜里，鼾声、梦话、咳嗽声、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，但阿茂早都习惯了。
在这种环境睡不好的人很快就病死了。
八年前，在家乡福建，他还是个少年。
那年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爹娘先后饿死了。
家里只剩下他和十二岁的妹妹阿月。
人贩子找上门来，说南洋遍地是黄金，去那边做工，三年就能发财回来盖大厝。
为了给妹妹换一口活命的粮，也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，他自己签了“卖身契”，或者说，是被人按着手指画了押。
他换来的二十块大洋，十五块给了人贩子，剩下的五块，他都留给了族长，求他照顾好妹妹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所谓的“招工”，就是“卖猪仔”。
他们被塞进一艘叫“德美”号的货船底舱，几百个男人被剃光了头发，像牲口一样圈在狭小的空间里。
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
船舱里臭气熏天，许多人得了病，发着高烧，说胡话，然后就在某个夜晚悄无声息地死去。尸体被草草地用席子一卷，就扔进了漆黑的大海。
甚至那个破草席还会被扔回来，继续给下一个人睡。
两个月的航行，活着抵达棉兰勿老湾港的，只剩下了三分之二。
他们像一群待售的牲畜，被带到市场上，让那些白皮肤、高鼻子的荷兰“东家”们挑选。
他因为看起来还算结实，被德利种植园的管事买下，从此，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姓氏，只有一个编号的苦力。
他来这里的头三年，几乎每天都在绝望中度过。
他想过逃跑，但种植园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，里面有猛兽和瘴气，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。
被抓回来的逃跑者，下场更是凄惨，会被活活打死，然后挂在种植园的入口处，警告所有心怀二意的人。
支撑他活下来的唯一念想，就是妹妹阿月。
他不敢死，他怕他死了，就再也没人记得那个扎着羊角辫、总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了。
第四年的时候，一个同乡捎来了家信。信是族长找人代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。
信里说，前年又遭了灾，为了活下去，阿月……也被卖了，据说是卖给了邻村的富户做丫鬟。
那一刻，阿茂感觉天都塌了。
他哭了一整晚，一天一夜没吃没喝。
他恨自己，恨自己的无能。他发了疯似的捶打着身下的木板，直到双手鲜血淋漓。
从那以后，他就变了。
他不再抱怨，不再与人争执，变得沉默寡言，像一块石头。
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，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攒钱上。
种植园有个规矩，每年只有几天，猪仔们可以用积攒的陶瓷币，按照一个极不划算的比例，兑换一次真正的货币——荷兰人的钱。
绝大多数的猪仔，辛苦一年的“瓦片”，都在吉歹里换成了鸦片和食物，到了年底根本剩不下几个。
但阿茂做到了。
他对自己狠到了极致。他舍不得买一点额外的食物，饿了就喝水充饥。
他戒掉了本就不多的烟瘾。别人聚在一起赌钱、抽大烟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擦拭他的锄头。
工头发下来的每一块陶瓷币，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放进那个从不离身的竹筒里。
他要赎回阿月。
这个念头像一根钢针，深深地扎进了他的骨髓里。
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，不再受苦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可以忍受一切。
八年过去了，他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，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。
虽然他仍旧年龄不大，但他的眼神，却像个老人一样，浑浊而麻木，腰杆也坏了，直不起来，只有在清点那些陶瓷币时，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。
这一天，雨终于停了。